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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脊梁-苏轼的故事

时间:2021-02-21 04:30 来源:网络整理 转载:阜阳资讯网
中国脊梁-苏轼的故事 叶雪松 自古以来,中国有脊梁的文人很多,比如方孝儒、文天祥,比如瞿秋白、鲁迅,我这里说的是苏轼。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从目前来说,绝对可以说前无古人,他以其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医学等诸多方面的成就,雄视中国文学史


  中国脊梁-苏轼的故事
  叶雪松
  
  自古以来,中国有脊梁的文人很多,比如方孝儒、文天祥,比如瞿秋白、鲁迅,我这里说的是苏轼。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从目前来说,绝对可以说前无古人,他以其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医学等诸多方面的成就,雄视中国文学史,雄视中华文化。“宋诗之有苏黄,犹唐诗之有李杜”。苏词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雄浑,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柔情,更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睿智。史学家评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词“使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浩怀逸气,超然乎尘俗之外。”由于苏轼卓越的贡献,中国文化在经过了唐诗这一难以逾越的高峰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天地。苏轼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苏轼的奏折就是优美的文章。神宗皇帝的母亲高皇太后说,皇帝吃饭中途放下筷子,一定是读苏轼的表状。苏轼的书法名列宋四家,在当时已声名远播,大受欢迎。苏轼在杭州太守任上,有一次审问一个青年农民,他被告发借钱不还。苏轼问他缘由,这个农民说:“我本来借钱贩了一点扇子来卖,结果天下雨,扇子卖不出去,就没钱还债。”苏轼说:“你把扇子拿来。”苏轼在青年农民的扇子上画上画写上字,扇子很快被抢购一空,许多人得到消息要买,已经买不到了。
  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了解的苏轼,还只是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其实苏轼还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我说的优秀是指他政绩突出和官品的高尚。他学而优则仕,先后做过通判、知州、吏部尚书……最高当到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在宋朝是了不起的官,地位仅次于宰相和副宰相,而且还是宰相副宰相的候选人。当了宰相的王安石、蔡京等就都是翰林学士出身。翰林学士上任时,朝廷都要举行隆重仪式,设宴请客,连皇帝都十分羡慕,称它是“神仙之职”。宋太宗有一次就开玩笑说,我如不是皇帝,能当一个翰林学士就满足了。
  以苏轼的天资,还可以做到更高位置的官。不幸的是,他的聪明和智慧不但没有帮他的忙,反而让他连连受累,使他的官场生涯充满了坎坷和辛酸,也使我们对历史烙上了遗憾的印记。苏轼是一个完全自然、诚实坦荡、旷达任性、器识宏大的卓越的人,当历史的车轮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的时候,苏轼就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加以挽救,对于至高无上的皇帝和权高位重的大臣予以劝说和嘲弄。事情的结果当然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必然,苏轼也不会不知道,他知道了仍然要做,这就是苏轼的人格和魅力。我们今天爱戴苏轼,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文化史上灿烂的星辰,也因为他为挽救社稷而坚持真理、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受了太多的冤屈和苦难。
  翻开苏轼的生平,实际上也是北宋中期社会轨迹的运动史。有宋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不景气的朝代,积贫积弱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219年皇帝跳海,南宋灭亡。但宋朝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对文化的重视和对读书人的重用,是历朝历代最好的。黄袍意外加身使宋太祖对武将横加猜忌,对文臣则政策宽松。这种不正常的心态影响了有宋一代,宋代始终在军事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与此相反,文臣的地位上升,宰相副宰相这样的高官由文人担当,连中央军事指挥机构枢密院的枢密使、枢密副使都用的文官。宋代的官吏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科举无门第、贫富限制,只要有文化都可以投牒赴试。我们今天知道的大文学家范仲淹、欧阳修都出身贫苦,进士及第,官至副相。宋代皇帝对文化和读书人的重视直接促进了宋代文化氛围的日趋浓重,而竟至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诸多重量级的大师:范仲淹、欧阳修、包拯、文彦博、三苏、王安石、曾巩、陈颢、陈颐、苏门四学士、米芾、王诜、李龙眠……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一座宝藏,一颗巨星。而且,这些人大都生活在同一时期,或者相隔不远。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是苏轼的学生,苏轼和曾巩都曾得到欧阳修提拔,而苏轼、王诜、李龙眠又常在一起吟诗作画。
  重文轻武的宋王朝使苏轼脱颖而出,1056年苏轼秋闱成功,第二年通过殿试,其时年方二十,成了全国一流的学者。主持考试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欣喜地对另一位大学者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苏轼和弟弟苏辙在通过“制策”考试时,制策文义粲然,成了当时社会的范文。仁宗皇帝喜不自胜,监考回宫后立即告诉皇后:“今日为子孙得二相才”。苏轼由此走上仕途。
  不幸的是苏轼生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公元960年北宋建立,一个世纪后,抱残守缺的立国方针已经把宋王朝弄得国库空虚,于是,宋王朝第六任皇帝宋神宗赵顼决定变法:富国强兵。宋王朝另一位大政治家大诗人王安石充当了改革的执行者,苏轼由此卷入了政治旋涡,并在所谓旧党新党之争中因特立独行而饱受打击和磨难。
  应该说王安石不是圣者,也不是坏人。他“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是一位大思想家、大诗人,具有相当出色的经济头脑。他也是年少得志,21岁进士及第后在基层任职25年,“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老百姓都爱戴他。如果不出色,贤明的神宗皇帝也不会选他来主持新法。王安石变法,确实也是想把疲惫不堪的宋王朝解救出来。为此,他在主持新政十几年里,牺牲了很多个人利益,包括他被罢相以后,小女儿要求回家省亲,王安石考虑到亲家也是罢相之家,两个罢相之家的亲密来往会招人怀疑,殃及新法,断然拒绝了女儿的要求。王安石和苏轼、司马光的个人关系都不错,常在一起以文会友、以诗唱和,从现在的史料看,还没发现他们之间文人相轻的事情。遗憾的是王安石在变法时犯了严重的激进主义错误,许多做法脱离实际,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从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市易法开始,一直到1085年废除新法,王安石陆续推行了十大改革条例,虽然为国家赚了点钱,使神宗兴奋不已,但这钱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出来的,形成了事实上的暴政,致使“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郑侠《流民图》),具有卓越人道主义品质的苏轼就站了出来。
  1069年,苏轼和弟弟苏辙服完父丧返回开封,任职史馆,一个很小的文官。变法一开始,苏轼就认为方法不对,他认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澄清吏治,反对贪污腐败,巩固边防,等国力稍微好转后再行改革。好比一个久病体弱的人,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慢慢地调理,不能胡乱地十补大全。之后他又到乡村搞了一些调查,发现新法确实扰民。于是苏轼一连给神宗皇帝上了三道书,指出青苗、市易诸法之弊。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今陛下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面见皇上,在欧阳修、司马光等大官纷纷辞职、外调的险峻形势下,再一次勇敢地站出来,奋不顾身劝皇帝改变主意,停止新法,不要做使生灵涂炭的事情。他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苏轼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他知道自己这样,即使不被杀头,也会被免职。
  神宗还是有主见的皇帝,而更主要的是受祖母光献皇太后的影响,他没有怪罪苏轼,甚至准备接受他的部分意见。但是,围绕变法形成的党争成了你死我活的人身攻击,变法派竟然诬告苏轼护送父亲灵柩回四川时曾贩卖私盐,弄得神宗也半信半疑。苏轼不得不离开京城,在神宗的关照下,到杭州去当副市长(通判),变法派的目的达到了,此后直到1085年,15年间一直在全国各地徙转。
  1085年神宗死,9岁的哲宗小皇帝继位,由祖母高皇太后临朝称制,所谓的旧党人物纷纷回朝执政。在洛阳书院呆了15年,年已65岁的司马光被高皇太后召回京城主持朝政。苏轼也结束了1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从黄州贬所赶回京城任职。苏轼以为从此可以在庇护他的高皇太后关照下,认真做一些治理整顿发展经济的事情。事实上苏轼对前途一直非常乐观,在丽都杭州,饮酒高歌,沉醉于美丽的西湖山水,度过了他一生中较为快乐的时光。亦为我们留下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样热情洋溢、意气风发的好诗。
  1074年苏轼在密州太守任上,写出了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使宋词一下子空灵和灿烂起来。两年后他又调任徐州太守,亦发挥杰出的组织才能,领导老百姓战胜洪水,保全了城市。在此期间,他的诗名日隆,成了全国公认的第一大学者。1079年,他在湖州太守任上,被几个无聊的无赖诬陷入狱,他们本想置他于死地,由于驸马王诜等人的营救及神宗祖母光献皇太后的竭力保护,加上神宗还算明智,仅把苏轼发往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苏轼躬耕自食。由于诗案的磨砺和黄州流亡生活的沉淀,苏轼沉静而深邃,思绪遨游于茫茫时空,人性彻底回归自然。他真正地成熟了,文学创作也达到一个新高峰。在黄州四年,苏轼完成了光照中国文学史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在《赤壁赋》里,苏轼给我们描写了一个有月色的清凉凉的长江秋夜,和秋夜流动的世界本原。面对有悲观情绪的客人,苏轼安慰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秋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共适。”于是,“客喜而笑,洗盏更酌……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在苏轼真正地归于平淡的时候,命运又把他卷回了政治风浪中心。他旷达而明智,被司马光内阁任命为高贵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他希望能有一番作为。
  但是,苏轼这一回又错了,新法在人的左右下已不再是富国强兵的手段了,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固执的司马光因为岁月的磨蚀,变得更加固执而不可理喻,他对新法采取了完全不客观的全面否定态度。变法派被逐出朝廷,新法全部废除,对官员的好坏也是以对新法的态度为标准。司马光规定5天内废除免役法,许多官员认为办不到,司马光就大发脾气。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说他三天就可以办到,后来果然就办到了。司马光深表赏识,要大家向蔡京看齐。蔡京后来成了北宋末年著名的奸相,直接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苏轼又一次面临着历史的选择,要么顺流飘荡,要么替天行道。人生总是一个个历经磨难的过程,总是有太多的两难选择。苏轼在新法时期吃了那么多的苦,无疑是他现在做官的资本,翰林学士的官衔对他来说稍晚了一些,但对一个男人来说还不晚,他才刚刚五十,正是男人从政的黄金年华,还有更光明的前途在等着他。高皇太后赏识他,司马光对他也不错。
  但是,苏轼渐渐察觉不对劲了。新法确实弊端丛生,但因为制定者神宗和王安石当初都是本着富国强兵的目的去推行的,这就决定它一定有一些积极有利的方面,比如免役法,老百姓家里实在没有人服役,可以交售一定的钱粮免役,大户人家也要承担劳役,当然花钱买也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老百姓是欢迎的。还有保马法,我认为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国家花钱让老百姓养马,战时老百姓再把马卖给国家,这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
  但是司马光可不管新法是不是积极和利国利民,只要是新法一律废止。
  苏轼再一次站了出来,在高贵和高尚面前,他选择了高尚;在谬误和真理面前,他选择了真理。当然,这种选择的结果就得准备再次吃苦。历史往往让苦难和善良同行,是因为要经历苦难才厚重吗 ,
  苏轼和司马光据理力争。司马光十分气愤,他要苏轼住嘴,要苏轼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前途。苏轼说,您曾多次给我们讲某人虚心纳谏,您自己怎么这样固执呢,
  司马光再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苏轼再一次被孤立。历史在经历了15年的风云变幻之后,来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司马光成了正义的代表,反对司马光意味着反对正确路线,苏轼的命运可想而知,他自己心里也清楚。
  但造成苏轼日后苦难命运的不是司马光本人,几个月后司马光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另外几个政坛小人(这种小人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他们总是上窜下跳,以搞乱国家为快事)打着拥护司马光的牌子,对苏轼的不合政见予以攻击。苏轼还力求澄清吏治,他认为这是好社会的基础,为此他又得罪了许多人——照苏轼的办法做下去,许多官吏就得丢官。苏轼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们一定要把他赶出朝廷。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不得不离开朝廷,1089年,在太后的关照下,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兵浙西。事实上,如果不是太后的聪明和厚爱,苏轼早已被排挤甚至流放。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有一个皇皇苏轼,我们真得感谢大宋王朝有三个贤明的皇太后。1093年高皇太后一死,苏轼立即奉调离京,1094年被贬往岭南,那是一个唐宋时期被视为令人畏惧的地方。唐武后年间的宠臣宋之问曾被贬到广西钦州,过大庾岭时,曾发过“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的感慨。大庾岭在江西境内,距岭南还有上千里的路程。1097年,苏轼被贬到更远的蛮荒之地海南岛,等另一个皇太后——神宗皇后摄政的时候,他才遇赦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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